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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教育的出路不是簡單“回歸鄉土”

字号: 2014-07-24 14:10 来源:未知 点击

  農村教育必須要面對現實的社會變遷,其出路既不是回歸鄉土烏托邦的想象,也不是傳統意義上拋棄了鮮活個體而單純從經濟效益和統計意義出發的農村教育城鎮化。

  鄉村學校逐漸淪為鄉村社會的一方“孤島”——這是近日某媒體一篇報道針對當前中國農村教育現狀作出的比喻。報道想進一步表達的是,鄉村學校與鄉村社會日漸疏離,無法填補傳統鄉村文化式微留下的空白地帶,以鄉村教師為代表的農村教育難以獨立扛起教育農村孩子的重任。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或許是在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大潮中,鄉村社會受裹挾后的無意識躍進和急功近利。”而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在鄉村教育與鄉村社會間建立更多交集,讓鄉村教育和鄉村教師重返鄉村文化高地。

  報道很動人,但提出的問題和解決方案,只怕在現實面前顯得有些過于簡單和理想化,因為——疏離的背面不一定是融合。

  隨著中國村落社會巨大的現代性轉向,鄉村社區早已沒有了承載純粹田野鄉土氣息而無須功利性教育收益的社會浪漫土壤。被并軌于城市生產體制之后,農民再也不是具有內在高度同一性的同質性階層,他們的群體利益訴求呈現出多元化和對立性。反映在教育上,村落社會傳統組織形態的解體,使得教育投資的主體從宗族等村落共同體轉移到單個原子化的家庭,這種重心下移意味著抗風險能力降低,更意味著只有一次機會的教育投資對家庭至關重要。在城鄉統一競爭的教育軌道上,面對高強度的淘汰率和明顯的向城性特征,經濟條件良好的農村家庭不愿意成為犧牲品,往往通過各種方法主動參與競爭,而底層農民家庭則很難擺脫被動承受的命運。

  在這種大背景下,為農村教育的未來單純開出回歸鄉土的藥方,并不實際。事實上,農村教育回歸鄉土如果缺少了相關主體的自主選擇,忽視了不同利益主體之間通過生存性智慧自發理性計算而形成的地方性力量,注定難以獲得成功。

  僅以農村教師為例,除了所服務的部分學校暫且位居于鄉鎮之外,他們中的很多人與村落鄉土社會毫無關系。家住城鎮,在鄉村任教,候鳥遷徙式的日常工作方式使大多數農村教師從骨子里不再親近鄉村,也很難有機會真正理解鄉村,自然也不可能再承擔起農村社會中有道義和有情懷的鄉村公共知識分子角色。同時,伴隨著中國農村個體化社會和消費社會的興起,農村家長對學校教師的要求也在不斷窄化,他們對教師們的期待常常只是幫助子女提高學業成績從而在升學考試中取得成功,而不再需要其承擔作為文化人在道義上所履行的鄉村公共事務。這無疑進一步固化了教師們僅僅將自己定義為——在學校場域中以教書為職業的“專門人”。

  農村教育必須要面對現實的社會變遷,其出路既不是回歸鄉土烏托邦的想象,也不是傳統意義上拋棄了鮮活個體而單純從經濟效益和統計意義出發的農村教育城鎮化。如果無視現實,農村教育回歸鄉土的主張只能催生“偽回歸”和“名詞改革”。例如諸多農村學校的鄉土性回歸在實踐中僅僅催生了改名——“學校”改為“書院”、校園景觀建設——鄉土景觀塑造,以及農村學校特色文化創新建設的行政性安排等。

  面向當前的中國社會實際,鄉村教育的現實出路只能是走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統籌城鄉教育發展道路。其核心是在促進農村城鎮化,實現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中更多關注弱者和底層,而不只是從經濟發展與政治成本角度去進行公共政策設計和實踐。在空間布局上,鄉村學校的結構調整在與地方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多重獨特性模式相配套的同時,以底層利益作為立足點,應保留的農村學校(教學點)要有足夠的實踐勇氣予以大膽保留,應該恢復的農村學校(教學點)要有魄力盡快予以高標準恢復。在知識傳播上,要真正實施“全面薪酬”以改善優秀師資派不下鄉的基層難題,突破“三級課程”設置中代表“普遍性知識”的國家課程過于獨大的現狀,實現本土化教師和地方性知識在學校文化傳播體系中的位階上移。在治理結構上,要合理建構和疏通普通群眾,特別是底層群眾參與農村教育公共政策、影響決策和評估反饋的公共治理渠道,實現土地資源依托基礎上多元化和自主性的農村教育融資、興辦與管理結構,實現農村教育培養目標、評價的多元化與平行化,強化農村教育的主體性與認同感,使鄉村教育發展真正回歸“常識”和“自然”。或許,這才是農村教育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值得探索的新型統籌城鄉教育發展之路。

  (李濤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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