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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电信发展太快,自己累得跑不动

字号: 2013-12-03 09:37 来源:未知 点击

基本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悄然改变了自己的行事风格。11月25日出访法国期间,任正非又在法国媒体面前公开亮相。这是继今年5月在新西兰首次接受外媒采访后,任正非第二次如此正式地与国际媒体近距离接触。

从1988年创办华为到今年5月,任正非从没接受过任何媒体的正面采访,从不参加评选、颁奖活动和企业家峰会,甚至连有利于华为品牌形象宣传的活动,他都一律拒绝。

不仅是他自己,他甚至还直白地“强迫”所有员工都要低调。在《华为的冬天》里,他这样写道:“对待媒体的态度,希望全体员工都要低调,因为我们 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们不需要公示社会。我们主要是对政府负责任,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任。对政府的责任就是遵纪守法,我们去年交给国家的增值税、所得税 是18个亿,关税是9个亿,加起来一共是27个亿。估计我们今年在税收方面可能再增加百分之七八十,可能要给国家交到40多个亿。我们已经对社会负责 了。”

不过,近年来,华为一直在扩展全球化的版图,作为华为的掌舵人,再继续低调明显不合时宜。华为一名内部人士称,任正非近来频频与海外媒体沟通,一方面缘于华为公司治理越来越透明化,安排任正非的访问也水到渠成;另一方面,这些海外市场对华为来说也非常重要,有助于帮助华为拓展当地市场。

11月25日,任正非再度走到台前,在法国接受媒体采访,话题从建筑兵、持股比例,到贸易保护主义,尺度颇开。据当地媒体报道,与会的记者被告知,这次突然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与近几个月来华为在欧洲受到的质疑氛围无关。任正非似乎想使这次采访显得轻松随意些,但华为国际化战略并不像任正非的开场白那般轻松。与华为不断扩张的市场版图相对应的是,它在美国被当地政府指控为中国经济企图干预本地市场的帮凶,而在欧洲则涉嫌不正当操作的起诉。

以下是访谈实录:

回声报/Solveig Godeluck:您是个低调的人,我们希望了解您是什么样的人,您的童年是怎样的,您来自哪里?

任:我也不清楚怎么解释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因为不知道应从哪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自己从来都很乐观,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我都很快乐,因为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处境。包括小时候很贫穷,我也认为自己很快乐,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别人的富裕是什么样的。直到40多岁以后,我才知道有那么好吃的法国菜。

我父母都是中、小学教师,虽然他们没有给我们宽松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在我们的教育上付出非常大。我不知道这个回答您是否满意?

回声报/Solveig Godeluck:希望您接着向下说。

任:我考上大学后,学的是建筑,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电子方面是自学的,是改行了的。

回声报/Solveig Godeluck:后来我们知道您从军了一段时间,有人说您那段时间做的是工程方面的工作,也有人说是密码方面的工作,有人说是军官,也有人说不是军官。

任:大学毕业后我是当兵了,当的是建筑兵。当然是军官,不是士兵,在中国“当兵”这个说法是指行业,而不是职位。我当兵的第一个工程就是你们法国公司的工程。那时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向中国出售了一个化纤成套设备,在中国的东北辽阳市。我在那里从这个工程开始一直到建完生产,然后才离开。我跟法国很有缘分,第一个工程就是法国的。我是从事石油裂解开始的油头8个装置的自动控制工作。当时有400或600多个法国专家在现场指导工作,他们教了我化工自动控制。

因为当时中国比较贫穷,国家的理想就是每一个老百姓都能穿上化纤的衣服。中国人那时认为化纤的衣服很挺,不打皱,很漂亮。那个化纤厂建好以后中国就改革开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认为棉布比化纤好。化纤有个缺点,不透气,一旦着火以后沾在身上烧很危险。这个厂没有实现给每个中国人提供化纤服装的梦想,后来转变为做包装袋材料,而不是做衣服了。)丝绸很贵啊,那就更不可能了。那时候中国人总体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所以为什么那个时期以化纤为中心,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像现在法国奢侈品对中国的出口,在那时候连印象都没有,因为30年前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温饱问题。

回声报/Solveig Godeluck:当时您已经想到要创业吗?因为创建一个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不是什么人都能想到的。

任:没有。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要裁减军队,要裁减非战斗部队,比如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我们就脱下军装了。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你创建华为时,政府是否鼓励你们创业?

任:我们脱下军装以后就要走向生活。其实那时我们很缺乏生活能力的,因为不熟悉市场经济。中国当时正面临着社会转型,我们这种人在社会上,既不懂技术,又不懂商业交易,生存很困难,很边缘化的。我转业在南海石油[-1.51%]深圳开发服务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主要是盖房子。(记者:哪年)1982到1983年,这时已经是市场经济时代了。南海石油深圳开发服务公司,它不属于石油系统,隶属深圳市政府。深圳想给南海石油多盖些房子,赚它的钱。我因为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管理方法,没有干好,人家也不要我了,我只好辞职找工作。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为什么走上电信这一行?

任:如果我去卖水果,你也会问我为什么去卖水果。但是如果我聪明的话,不走上电信,也许对我的人生意义会更大。如果我去养猪的话,这时可能是中国的养猪大王了。不努力往前跑就是破产,我们没有什么退路,只有坚持到现在。我根本跟不上电信发展的速度。那个时候就是错误地以为电信产业大,好干,就糊里糊涂地进入电信了。进去后才知道电信最难干,它的产品太标准了,对小公司是一种残酷。但是我们退不出来了,因为一开业一点钱都没有了。退出来我们什么钱都没有了,生活怎么过,小孩怎么养活。退出来,再去“养猪”的话,没钱买小猪,没钱买猪饲料。因此也不可能改行了,只好硬着头皮在电信行业前行。

回声报/David Barroux:您是指开始很不顺利?后面才好些?

任:应该是无知,我以为电信市场那么大,我做一点点养活我就行了。进来才知道电信不是小公司能干的,标准太高了,进步太快了。要活下来只有硬着头皮干到底,不然就干不下来了。那时应该说和我们同样傻走上电信行业的公司有几千家、上万家,也许他们早认识到他们的傻,所以转到别的行业成功了。因为不认识他们,说不清他们的故事。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当时中国政府是否有鼓励计划,鼓励人们在电信领域投资?

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上千万“知识青年”从农村返回城市,无法就业,政府那时鼓励大家去卖大碗茶、卖馒头等做生活。这些人那时叫个体户,做得很成功的就叫万元户。万元户的概念就是一年能挣1000欧元,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大明星了,政府渴望解决知识青年回城就业问题。我也就是一个成功的个体户。有些成功的个体户就开始雇工,成为雇主,那时有法律规定雇工不得超过8个。中国的市场化,私有化就是从这样的情况磕磕碰碰开端的。不可想象今天可以十几万的雇工。

中国那时还没有想到在高科技产业产生突破,高科技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还认为是高不可攀的事。中国那时想解决的是文革的后遗症,使国家尽快稳定下来。在那个变化的时代,我们这个年龄段是很容易被时代抛弃的。转型的时代,中国从封闭的落后时代,转化到现代化电脑化的时代,我们这个年纪是最没有价值的。电脑不懂,英文不好。那时最代表中国潮流的是大面积的出国留学,吸收外国的经验,这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我们那个时代没有条件出国留学,只能看看书,从书中了解外国的经验是什么。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条件出国呢?

任:第一,我有老婆小孩,他们要吃饭、上学,总不能留学两年不管他们吧!第二,我本人英文不好,我自学英文要花很长时间。又要挣钱又要补习英文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因此我目光短浅一点,没有出国。

费加罗/Marc Cherki:华为公司的名字是您建立初就起的,还是后来起的?华为是中国繁荣的意思?

任:我们当初注册公司时,起不出名字来,看着墙上“中华有为”标语响亮就拿来起名字了,有极大的随意性。因为“华为”的发音是闭口音,不响亮。所以十几年来我们内部一直在争议要不要改掉华为这个名字,大家认为后面这个字应该是开口音,叫得响亮。最近我们确定华为这个名字不改了。我们要教一下外国人怎么发音这个名字,不要老发成“夏威夷”。

费加罗/Marc Cherki:中国在继续变革,您拥有华为1.4%的股份,您想怎样把您的股份传给子女?

任:中国在进行变革,我相信这个变革是有利于世界的。亚欧两个经济体能发挥作用,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最近,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也非常伟大,因为推动中国国内的内部改革有了非在未来的10-20年中一定会发挥出巨大价值。如果中国真的能够繁荣,就会对世界经济起到巨大支撑。

我在开放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仅仅是个过客,我没想过身后什么事,我太太的观念是把儿女培养成有能力的人。她说前面十几年辛苦,后面一辈子都不苦。如果前十几前没有努力教育好孩子,孩子没有教育好,后面几十年都是痛苦的。我赞同她的观点。我太太为了教育孩子,一生就是做了家庭妇女。,因为我孩子总体教育是成功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财产怎么分配的问题。(像比尔·盖茨)我没有比尔·盖茨有钱。

世界报/Phili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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